赵祯从亲政开始就在为大宋寻找一个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这么多年下来他从未停止在这条道路上的探索，监察司，巡查司都是他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这些人都是由科举选拔出来的年轻官员。
他们的一腔热血还没有经受朝堂的打磨，他们心中依然留存着读书人的坚持，赵祯在国子监的石碑上写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已成为他们心中的格言。
但对朝臣，赵祯却没有用上这些年轻人，这是在为他们着想，得罪了朝臣几乎对他们上升的空间有着巨大的阻碍，并且他们的稚嫩手段有时不是朝臣的对手。
当然随着巡查司和监察司的越来越完善，对付地方上的官员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也是赵祯为何把黑手从辽朝全数撤出的原因，大宋的朝堂之中需要这些黑手收集情报，最少是帝王需要，为了放止黑手权利的泛滥，更为了放止锦衣卫旧事的出现，赵祯坚决的杜绝给予他们任何权利。
诚然，由黑手收集情报并由他们抓捕，押送京城是最好，最方便，最快速的选择，但赵祯依旧不松口，并且他担心后世之君会再次开这个口子，打算彻底取消黑手。
但赵祯逐渐发现他对黑手已经产生了一种依赖，朝中官员有没有贪没，贪没多少，有没有渎职，有没有行贿受贿，这些都能从黑手那里得到详细的信息。
错误非常大的，证据确凿的，直接命大理寺抄家，圣旨之下，一抄一个准，以至于许多官员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是因为担心被抓到身败名裂，而是觉得赵祯有“天眼”，只要越界，必被抓！
不过赵祯却知道，这根本就不是长久之计，一来事情早晚有一天被人识破，甚至已经有人识破，只不过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世界上可不止自己这一个聪明人。
其二便是这种阴私手段就不该是帝王所使用的，堂堂正正的威慑才是帝王知道，这种剑走偏锋可用一时，可除一时之弊，但却不能长久为之。
可如此一来，赵祯真的就没有什么好方法了，至于御史台和大宋的台谏系统，赵祯在之前根本就没有多少考虑。
事实上大宋的台谏系统很完善，宋之立国，元气便在台谏。
朝廷有大政事，台谏可以否决；君主有过失，台谏可加制止；百官犯错误，台谏可以给予批评弹劾。
而台谏在选任、回避、言事、监控等方面都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在选任制度上，确立了侍从荐举、宰相不预、君主亲擢的遴选原则及相应程序。
风闻言事、公文关报、取索公事和出巡采访的制度化，能确保台谏监察的信息可信度，自赵祯亲政一来，一直保持台谏对君权与相权都享有独立的监察特许权。
不过这套制度在理论上是合理、系统、严密的，并且每一方面都十分显著，其在实际运转上也确实发挥过作用，比如现在朝堂之上的规矩可不是一般的严厉，殿中御史如同探照灯般的眼睛盯着朝臣的一举一动。
巡城御史更是成为神都城中的一群“恶犬”酒楼茶肆不放过，象棚瓦里不遗漏，青楼妓馆遍地搜，只要发现官员不合规定的饮宴，立刻当场弹劾。
若是你不服，那正撞上枪口，簇拥着你去皇宫的宣德门外跪着示威，就问你怕不怕！
御史台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他本身，而是赵祯强行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权利，有三大法宝可以遵循，只要朝臣的行为超越三种诏令的一种，便可弹劾。
其一，戒励诏令。其二，指令诏令。其三，宣谕诏令。
皇帝对台谏的监管主要通过三种考核完成，直到现在赵祯依然保持着老爹宋真宗留下的这套系统。
其一，月课。真宗整顿台谏的天禧诏书明令规定：台谏每月须一员奏事。
其二，御宝印纸。大宋袭用唐代以特定用纸供台谏官书写弹章谏草的成法。这种特殊的纸张的多少是有数的，只能在台谏与皇帝之间传递，少一张都是大罪，为的就是确保皇帝对台谏的掌控。
其三，台谏章奏簿。御宝印纸能使君主掌握台谏言事数量的多少，而台谏章奏采用与否则是衡量其言事质量的重要参数。
至和二年，赵祯在禁中置台谏章奏簿，同时命中书亦置台谏言事簿，既作为考绩台谏的方式，为的是沟通台谏与君主、宰执之间的言事渠道。
但台谏的弊端极大，台谏监控机制中君权的独尊，与分权制衡的立法精神是根本冲突，本就是家天下的王朝，君权本就是至高无上，岂能让台谏独立于外？
于是在实际运作中则难免造成独尊的君权在最终监控方面的操纵失误，而君权的失误便为相权染指并进而控制台谏开启了方便之门。
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但赵祯知道，相权对台谏的寻隙伺机罢出补外、明为迁宫阴夺言职、进擢朋附引诱后来等等手法，无一不是以君权对台谏系统的监控失误为前提的。
至于权奸之相察京、韩侂胄以假借御笔移易台谏作为控制言官的虎皮。
秦桧以弹去执政补以言官作为独揽相权操纵台谏的权术，秦桧、韩侂胄以每除言路必兼经筵作为交好台谏，窥伺君主的途径。
还有那史弥远、贾似道以“检审副封付出言章”作为专断言路的手段，也无不以君权失控为契机，从君主手中窃取了对台谏系统的最后监控权，导致了台谏系统的全面危机和分权制衡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