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内的帮派成员家属也多不是好鸟，也不能留在京城，无论新旧居民也全部押解沿海空地安置，却不是和发配当兵的亲人在同一地，被有意分开远远安置，增加全家一起叛逃的难度和顾忌，分地屯田，成为类似以前的流民厢军的存在。
押往沿海安置的，不论是军是民，凡是汉子，脸上同样全部刺金印，不同的是，军刺“海配”，民刺“屯配”，也都是弄在不好掩饰的脸上最显眼的位置。
这些新军和屯民没机会叛逃海盗，只能死呆在大宋，但皆是尝过做恶甜头的危险分子，不会那么听管束，可逃走去当歹徒强盗甚至造反武装。
刺金印加以标志和方便识别，也是方便控制逃走。
传旨，各地官府若是抓到这种人无公务而私走，一律不问缘由当即处死，家属家族也按谋反问罪法办。
实际上，这些人当地痞混黑社会有胆子，敢作，真当强盗甚至当反贼，面临朝廷追剿捕杀，时时面对死亡，朝夕不保，日夜惊扰，不能悠然混日子纵情吃喝嫖赌醉生梦死，他们还真没几个有胆子敢干的，也就没几个敢逃的。
东京城清理干净了这些险恶势力，人口瞬间少了大半，无数店铺成了无主之地，很多行业陷入停滞，几无人从业。
东京城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但这不是要命的大问题。
好的店铺，要紧的码头地盘等很快被达官贵人、富商以低廉的价格刮分，个个吃撑了，间接得到了侯府事件损失中的补偿，怨气消解不少。其次的，发卖给其它官吏或京畿地区愿意来京城投资落户的大户。
京畿地区并没有在夏季灾难中遭殃，大户还广布，有钱人着实不少，也愿意进京城发财并享受更安全更繁华便利。
这种好处在以前拥挤不堪的京城是他们想得却得不到的。京城地价太贵了，还没处买。
况且，京畿地区人口的急剧流失，也让靠紧密勾结官府巧取豪夺的大户们深刻意识到危险。
他们深恐自己家成为下一波叛逃的牺牲品，害怕叛逃百姓顺手把他们满门弄死抢光。住进京城才能安全无忧。
剩下的房屋小店铺等固定资产中较好的，朝廷特意优先廉价卖给原禁军家，收买京城最依赖的这只武装的忠诚，并承诺新兵表现好也可从中得利。
再剩下的全部廉价甚至白给，处理给愿意来京城的京畿地区百姓。
没有底层百姓从事漕运屠宰等各行各业，京城生活就无法维持。只生活垃圾堆积就能把东京弄成个臭恶之城。
但愿意放弃田地来当京城苦力谋生的百姓并不很多，只是肯来的维持东京生活运转是够了。
如此一处置，朝廷也从中又发了一笔惊人的大财。
原来密集的广大贱民棚户区，如今一片片成了无人区。
既然无人居住，又原本就是脏乱差影响京城市容和治安秩序的藏污纳垢之所，干脆拆除清理掉。
以后也要严格控制和审核识别新民入城安居。
由此，原来挤得慌的杂乱京城出现一片片空旷地带，城区空前敞亮整洁起来。
这么紧急的空前绝后高效果断一布置，东京城似乎转眼焕然一新，连最令人头痛最让人厌恶无奈的乞丐都不见了。
皇帝赵佶和满朝官员看，禁军新兵老实训练，高俅撑病体忠心奋勇整军带兵，军官们不敢再肆意克扣军饷，老兵满意，新兵似乎也尝到了当禁军的甜头，愿意当顺民效劳朝廷，发配各地的配军配民整体也老实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闹事造反的，这群统治者们不禁长长出了口气，紧悬着的心放下不少，但仍然不敢很快懈怠，纷纷继续勤政爱民爱军。
东京官场骤然变得清正高效，甚至有点热情为民的架式，实际只是暂时不再敢象以往随眼可见那样猖狂残民虐军。
京城这次的巨大隐患风险能形成，罪魁祸首无疑是执掌京城地面的开封府府尹蔡懋。
赵佶有了空闲心思，想起这一点，本就惊惧压抑的邪火一下沸腾，不禁怒火冲天。
蔡懋这贪官逆臣灾星已杖毙了，可家属家族还在，不能轻饶放过。
蔡懋做鬼也没想到死了也没能赎罪。
帝王一怒，流血千里，伏尸百万。
这次没千里血可流。
但蔡懋家族以及开封府主要罪责高官家的男丁，无论大小全部被迅速捉拿干净斩首弃市，下面的头头脑脑、罪过大的捕快衙役也多被问罪处斩，也是伏尸一地。妇孺则发卖或发配边瘴为奴为伎。
在这个人心浮动的混乱黑恶北宋末年，发配者，尤其是妇孺，又能有几个真能活着到达发配地？
负责押解的公差可不愿意抛家舍业千里迢迢辛苦冒险还没油水地严格执行这活，更不愿意去不知还属于不属于大宋的边瘴险地玩命，不黑心肝也不会让流配者好受了。
想方设法折腾死在半路，找个自杀疫病什么的借口，回去交差算完。上面也不会当个事追查真相。
这种粗暴迅猛处理，其中肯定有罪不那么重死的冤枉的官吏。
但这当口风波中，他们只能认倒霉。冤枉不冤枉，朝廷没人在乎，无关的东京人也没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