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诉，败诉，败诉！
无一例外，每一个判决，合作社方面都只有一个结果。
当然，审判结果都一样，但各自的处罚却是有轻有重。
对此，人称嘉谷“御用记者”，或者嘉谷“狗腿子记者”的武镭，在他的系列报道特别篇里如是道：
“对于超过一半的违约的合作社来说，案子结束了。
其实从惩罚的角度来看，他们付出的代价并不重。毕竟，除了几个始作俑者有牢狱之灾，其他人多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因为是集体赔付，分摊到每户上，并非难以承受。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付出的代价可谓惨重——他们的未来不可期了。
迄今为止，二十家被告合作社在审判后，‘如愿以偿’与嘉谷分道扬镳了，记者一一采访了它们。
如果做一个总结，那就是——没有一家有好下场的。
有分崩离析的：这是最常见的下场。正如采访中一位老农的喟叹，人心散了，合作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有貌似稳定下来的：合作社容易保留下来，但那股合作的劲头，没法保留下来。自然而然的，社员人心涣散，合作社资产严重缩水……在记者看来，这些合作社终究是在慢慢滑向分崩离析的边缘；
有改头换面的：不可否认，哪怕是资产缩水后，合作社依然是一份优质资产。有能人或投资者，趁着合作社人心涣散之际，出资将其承包了下来。但这样的合作社，虽然还挂着合作社的牌子，却不再是大众的合作社了。
第一种分崩离析的就不用多说了，可谓数败俱伤。
至于后两者，记者很怀疑，在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社员参与合作意识不强，也没有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在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它们能生存多久？
我们看世界范围内的合作社经验，如果上来就只搞生产，那都是要失败的。真合作得靠综合性合作才有可能，一二三产融合。光在一产中不可能产生收益，因为我们大多数只做一产是亏的。
这一点，不管是跟着闹腾的合作社社员，还是接手的投资者，大概都没看懂。他们只看到嘉谷旗下的合作社收益很是不错，然后就有了一个错觉——我上我也行啊。
行业内称嘉谷为‘嘉谷体系’，就很说明问题了——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只有一二三产综合起来才能产生足够收益，才能有效去反哺合作社，才能够长期可持续的真正实现合作的意义。
嘉谷就像一个大家长，在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指手画脚的，神烦；但等这个大家长不在了，你会蓦然发现，主心骨没了，天也塌了，前路虽多，但你已不知往哪走了。
——这不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在采访中，迷茫的社员们给记者的反馈。
讽刺的是，当真正脱离嘉谷体系后，大部分社员，包括因为违约赔付而肉疼不已的，都不自觉的开始念叨起嘉谷的好。
可怜，却又很可悲。
只希望，这样可怜又可悲的下场，能真正警示到那些和他们有同样想法的人！
……”
作为名副其实的“狗腿子”，武镭童鞋很尽职尽责，他知道嘉谷耗时耗力打官司，甚至打得全国皆知，为的不过是二字——警示！
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且应该扮演积极作用的。
相比于搞各种噱头，他更愿意让自己的发声，表现一些正面意义。
在“武镭们”的发声下，这起仍旧未完结的官司，确实已经开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缺乏守法意识农民们看到新闻，开始真正意识到要履行合同条款的基本义务，他们可以“任性”，但后果可能是伤人伤己，得不偿失。
当然，这种认识还很浅薄，在面对利益得失的关键时刻，大部分人可能会轻易将其抛在脑后。但只要有部分农民听进去了，法治治理的盲区就少了一部分。
涉农企业看到新闻，也不无收获。就算是嘉谷这样的龙头，依然免不了会吃亏。一个教训就是在与农民签订合同初期，也必须强调相应的违约责任。“先小人后君子”不能完全防止出现这样不愉快的情形，但能很大程度上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
而相比于上述两者，有一个受影响同样不小的主体，是容易被忽视的——地方政府。
嘉谷与违约合作社的这桩官司，已经被当做一个典型案例，在地方政府农村经济发展培训中反复被提及。
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何扭转“违约”的挫折局面，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迫切课题。
不仅仅是农民违约，还包括企业违约——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不讲信誉的企业，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不讲信誉的农民，也很难真正进入市场。
嘉谷这个案例，在方方面面上，都提供了参考点。
首先是嘉谷做得好的一面：
对涉农企业和农户签订的合同就要有针对性的审核，确保合同合法、合理及实际履行。譬如订单农业合同中的价格应该确定一个合理的幅度，不要定的太死，使农民不因价格走低而随意违约——也是官司爆发出来后，人们才知道，嘉谷系合作社的违约不是因为嘉谷将价格定得太低，而是合作社方面贪心不足，否则，数以千计家合作社，也不会只有数十家跳出来。
另外就是，一旦违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