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齐政的记者们眼里都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这些年嘉谷与媒体的互动变多了，但齐政一如既往的很少在媒体上露面。而在这个嘉谷行为极具争议性的时间节点，嘉谷的掌控者接受联合采访，获得资格的媒体想想都嗨了。
在嘉谷总部的待客厅内，一名看上去30岁左右的短发男记者首先提问道：“齐董，众所周知的是，事情的起因是一批嘉谷系合作社不满嘉谷的收购价格且没有任何话语权，倾向于将产品卖给出价更高的企业，从而选择脱离嘉谷，再之后嘉谷诉诸法律……您不觉得，对于那些被嘉谷起诉的农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嗯？
第一个问题就很冲啊！
虽然邀请的是偏友好或者偏中立的媒体，但齐政知道，这次采访就是一场战斗。
因为记者这个群体，多少有点“锄强扶弱”的情结，毕竟，“锄强扶弱”永远是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
齐政要先“战胜”这些记者，才能赢得这些掌握一定话语权的人的衷心理解和认同。
齐政伸出右手食指轻轻晃了两下，说：“首先我得强调一遍，你这个说法是被误解或是理解错了的。如果你真的认真研究过嘉谷与合作社的合同，就会发现，我们在合同中其实已经考虑到价格的弹性，而不是把订单的价格局限于一个数字。说社员没有话语权也是不对的，事实上，每年在制定具体价格之前，嘉谷会邀请合作社代表，分析市场的整体发展信息，然后再根据各自的产品来制定相应的价格，争取将价格划定在一个范围之内，使得嘉谷和农户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有的记者一愣，有的面不改色。
说到底，对于这一点，嘉谷不是没有做过解释，但很少有媒体会去报道，因为这不符合将事情闹大的需求。
这名男记者明显是被误导的，但他很快反应过来，接着问：“但您不能否认，嘉谷依然是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
齐政摇摇头：“说回不公平的问题。你们应该知道，嘉谷系合作社不是一两家，也不是一两百家，而是一两千家。就因为一小部分合作社闹腾，嘉谷同意了给他们更高的定价，对于其他合作社来说，公平吗？要是所有合作社都有样学样，得，嘉谷也不用干了。”
“但嘉谷可以选择与他们解除合作啊，各自安好不行吗？”
齐政呵呵一笑，道：“各自安好当然没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嘉谷安好了吗？我举个例子，嘉谷在合作社投入从经济学角度大部分都是沉没成本。譬如耕地地力，全国各地都是靠施肥增加产量的粗放管理方式，导致地力下降。而加入嘉谷系的合作社，都在我们的指导下施行测土配方施肥，土地缺啥补啥，几年下来，土壤松软不板结，作物稳健壮又茂。现在好了，我们经过多年的改良，让合作社得到了一片肥沃的优质耕地，然后他们说，行了，不需要你嘉谷了，我们分手吧……你觉得，对我们嘉谷来说，又算公平吗？”
男记者无言以对。
另一名戴眼镜的女记者马上提问：“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与农户的合作中，企业违约的情况更多。农民违约了，嘉谷可以大张旗鼓打官司；但企业违约了，农民却无处诉求。嘉谷这次的强硬应对，不是助涨了强势方的气势吗？”
又是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
齐政笑笑摇头：“我不否认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也时常出现违约，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反对一切无端的违约。不过，这与嘉谷面对的情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农民弱势，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进行保护，譬如对企业征信，但不能无理由的偏向……”
这一点齐政是说得有些底气的。
这个时空与原时空有点不同，起码在国内的订单农业中，企业违约的情况大大收敛了。
因为嘉谷与政府共建的农牧企业征信体系。
如果不履约的企业，嘉谷会将其加入合作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不仅仅是嘉谷体系能用，甚至向同行开放。以嘉谷今时今日的触角，稍有点规模的同行，敢说以后肯定不与嘉谷系合作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也让嘉谷的农牧企业征信体系威慑力大增。
虽然嘉谷的征信体系肯定不够健全，但起码，对比原时空，企业的违约成本被变相提高了不少，也不至于说“守信失利，失信得利”，让劣币驱逐良币，算是嘉谷给行业带来的又一正面影响吧。
当然，有人会问，农民不也可以纳入征信体系以提高违约成本吗？问题是，不少农民年纪都较大，既不需要去银行贷款，也很少外出务工，征信出现问题后的贷款、不合作等限制，人家根本不在意。
不等女记者再提问，齐政迷了眯眼道：“如果可以，谁不想轻松点？这次强硬诉讼，我们所需耗费的金钱、时间、精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还不算给嘉谷带来的声誉伤害。但即使我们胜诉了，又能收获什么？当事人会承担法律责任，但经济赔付是没多少的。我们为何要一意孤行？”
记者配合地问：“为什么？”
“是因为想告诉所有人一个道理——世间事并不是谁弱谁就有理。”齐政缓缓道：“我看到很多媒体，自动就站在一个‘扶弱’的立场上。我不会说这不应该，但法律和人情都对破坏规则的‘弱者’网开一面，那遵守规则的人拿什么自保？”
齐政说完，周围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