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战略部做规划之后，齐政开始想办法联系政府高层。
能源行业就是如此，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生物柴油。要将生物柴油纳入现有成品油销售体系，或者鼓励公交、环卫等政府管理的车辆优先使用生物柴油调合燃料，又或者削减淘汰传统柴油产能，都离不开政府的产业政策。
起码，如果中国的柴油行业标准以生物柴油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未来拥有中国最大规模能源林基地的晋省轻松就能消化产能；如果中国的柴油标准不鼓励生物柴油推广，这凭空多出的数百万吨生物柴油就要另寻销路了。
齐政手捏着电话，想了一会儿，打给了发改委副主任胡其远。
因其出色的表现，胡其远今年的担子更重了，除了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司、农村经济司、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还增加分管地区司（含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工作）、西部司、振兴司……嘉谷的大多数战略投资计划，都与他的分管工作攸关。
正因为此，齐政等嘉谷高层平时不会和他做太多牵扯——虽然胡其远是国家部委中的“嘉谷支持者”，但倾向是一回事，联系密切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嘉谷喜欢和官方保持一定距离是没错，但与高层保持沟通也并不违反原则。
电话很快接通，对于齐政面谈的请求，胡其远果然答应得很痛快。
齐政紧急飞往首都。
走进发改委办公室，没有寒暄的时间，胡主任笑道：“齐董来了，坐下吧，把你的意见说说看。”
齐政坐了下来，道：“就是我在电话里说的，主要是晋省的能源林计划。我是想推广‘合作社制’种植模式，由政府或有实力的企业出资大面积种植，我们嘉谷提供生产资料和种植管理技术，生长维护、果实采摘等环节则外包给农民合作社，同时也享受分红……”
胡主任默默地听着。
国内的煤炭产业化解产能过剩起码涉及130多万人的分流安置。作为煤炭大省，晋省必然是减员分流的重点区域。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与职工安置问题，是政府和企业今后一个时期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政府对于提供就业的投资安排，总体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但企业，特别是能源企业，不见得会上心。
如果把能源林看作是一个矿藏，纵观能源企业，那就是一个个只进不出的饕餮，让个体参与油田分成？想屁吃呢。
人手他们有的是。大型能源国企，本身的规模就大得吓人，员工总数动辄十几万乃至上百万人，增加一个万人或者数万人的“工厂”，根本感觉不到人力资源上的压力。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用重新招聘，光是闲置下来的，白得工资的职工和管理人员就足以运行一个大型能源林基地了。
采用合作社体制，等于是要国企转变管理模式，对一个官僚机构来说，哪怕是半官僚机构来说，也不会有比这更困难的东西了。
胡主任正是知道这一点，抬头问道：“如果你是担心转型的能源企业不够专业或效率低下，为什么不将能源林养护人员直接纳入嘉谷职工体系呢？”
齐政果断摇头：“嘉谷现在着力控制正式员工规模以轻装上阵，而不是让人力资源膨胀……”
诚然，将能源林养护人员纳入嘉谷职工体系，确实是最直接的做法。
以嘉谷体系旗下产业的收益率，投资生产每年至少可以赚到20的利润，而且它的容量非常大，容纳几十万人都不会遇到瓶颈。
然而，恰恰是考虑到人的因素，齐政还是拒绝了扩大员工规模。
现在的国内的人工成本已经不能说便宜了，而随着人口出生率逐年走低，再过十年二十年，人工成本进一步上升后，扩张成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嘉谷集团又该面临多大的压力？
还有管理的难题。都说“人一过万，无边无际”，上百万人的管理，或者说高效管理，难度是呈指数增加的。
纵观国内员工人数最多的两家企业——中石油和富士康，都有上百万人的规模。前者靠着政策和垄断，支撑起对员工的保障；后者靠着高压，但那名声，啧啧啧……
嘉谷没有前者的条件，也没有后者的心狠；齐政也没有自信带领几十万上百万人，闯过以后的层层狙击，开挂也不行。
因为作为人，就不会像是机器那样，具有稳定的逻辑需求曲线，无论是工人还是公司职员，永远都会要求更好的待遇和福利——在经济上升期，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到了经济下降期，要满足众多人的需求就困难了。尤其是员工开始大批量的退休之后，再好的垄断企业也支撑不住这种纯粹的消耗。
这种无法预知而且不断膨胀的人工风险，即使是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以齐政为首的嘉谷管理层自然非常谨慎——若是遭遇生产缩减，大规模的裁员带来的不止是企业的不安，还有无数家庭的破裂。
既然如此，聘用更少的职工，聘用更优秀的职工，并且不断的培训自己的职工，就成了嘉谷避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至少，哪怕是到了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较少而优秀的员工也不至于变成巨大的负担。相比之下，那些人多而技术水平弱的国企，在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想翻身就太不容易了。
“坦白来说，我是有私心的。但对于想投资能源林的矿企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