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风气突然转变，现在绝大多数人大唱赞歌，认为军心可用，这让从小长于深宫，临危受命，完全缺乏政治和军事经验的宋钦宗也转变了态度。
宋钦宗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从小活的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他不可能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果断的人，很容易被别人影响。
于是当朝堂上都是主和的声音，他就支持王孝迪挖地三尺搜刮金银。现在突然朝堂上都是主战的声音了，那些文官一个个都能言善辩，主和的时候能找出一百种说服皇帝的理由，主战的时候，也能说出一百种道理。
顿时让宋钦宗觉得，取胜应该很容易。
李纲上奏：“金兵不过六万人，大半都是女真人征服的奚族、契丹人和渤海杂种部队，女真精锐只有三万。大宋则已经聚集了二十万勤王大军，数倍于敌，可以一战。”
这话李纲天天说，但现在终于被大多数文官认可了。
文官们转变了态度，西军将领们则一直没有改变，自从来到东京，西军将领一个个是抢着请战，生怕女真人跑了，没功劳可捞。
这些将领的表态，并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一种急切的立功心态。
不得不说，种师道带来的这些西军，实在是太彪了。
但他们彪，有彪的理由。
因为他们是王安石变法以来，唯一遗留的硕果。
王安石之所以变法，主要是军事上一直被辽国压制，连西夏这样的小国也能欺负大宋，是可忍孰不可忍；经济上，民生凋敝，随着经济发展，民间资本积累，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穷人破产，贫富分化严重。
于是王安石决定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一些政策遗留了下来。比如保甲法，第二次开封保卫战中，三十万开封市民能武装起来，就是因为保甲编制，让基层市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但更有价值的硕果，是留下了一只能打的西军。
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军制已经彻底腐化。原本的轮戍制度废弃，禁军成为固定驻扎的部队。东京禁军已经完全不能打，因为几代人住在东京，导致东京禁军已经彻底成为一只富庶市民文化的军队，奸猾有余，悍勇不足。
于是在面对西夏的正面战场上，王安石支持地方招募军队，长期训练。陕西这地方，民风一直都比较彪悍，历来都出强兵，秦兵历来耐苦战。这当然不可能是人种的问题，而是环境造就的。因为这里大多数时期，都是抵抗北方或西北游牧势力的前线。汉代对抗匈奴，唐代对抗吐蕃。
在宋代，则对抗西夏。以前北宋朝廷不信任军队，军队集结在首都，战时派往边境，可这一套到西夏时期，多次被西夏打的全军覆没。王安石变法开始改革，准许当地官府在当地招募军队，一方面当地民风彪悍，另一方面降低军队从首都调动的费用。
这一改革颇有成果，不但抵挡住了西夏的攻势，还在宋徽宗时期，有了反攻能力。童贯带领着招募来的西军，都能够打的西夏割地求和，将过去失陷的领土全部夺了回来。有种说法认为，如果不是金国突然灭了北宋，北宋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灭掉西夏。
长期对西夏的反攻和主动进攻，锻炼出了一大批善战的将门世家。比如秦凤两州的种师道家族，已经三代为西军将领；还有泾原路的折可适家族，戏剧中杨家将里那个威风凛凛的老太君，就是折家的女儿折赛花；甚至包括麟州的杨家将也是西军将门之一。
西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一方面在于兵强，招募的都是拥有自古传承下来的军事文化的关陇士兵，这些关陇兵，从秦汉时就习惯了当兵吃粮，他们成长的环境，村村寨寨都有寡妇，战死沙场是一种常态，对战争早就习惯甚至麻痹，没什么畏惧心态。杀敌立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谋生手段。另一方面，西军将领够专业，王安石变法又给放开了他们的手脚，允许这些专业的西军将领直接指挥，而不用让文官插手，或者派遣监军。结果西军在没有耗费太多中央财政的基础上，紧靠关陇地方支持，就发动了两次平夏城之战，一次横山之战，将西夏最后一个险要横山也攻占了。
面对西夏军队的时候，西军已经不但能够处于上风，而且都是主动出击，从正面野战击败对手。
因为对西夏战争的经验，让西军将士既有战斗经验，又有战斗勇气，而且渴望杀敌立功。所以将领纷纷请战。只是统领种师道老成持重，他是主战派，一直反对不断给金营送去搜刮的金银，他希望拖延。拖延不是怯战，而是打算一口将金军主力吃掉。
种师道打算，等他弟弟将种家军最后的主力带来之后，等到春分，黄河水涨，一方面派遣骑兵过河截断金兵退路，等金兵后撤，主力趁金兵过河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
此时种师道的信心还是很足的。随着主和派中的大多数转为主战派，种师道的一些建议开始被采纳。开封城的西门和南门开启了，允许老百姓出城砍柴、买菜。
随着防御的稳固，各种物资开始能够进入东京，宋钦宗终于开始在正殿按照皇帝的规格吃饭了。因此宋钦宗的信心也足了起来，只不过他的信心似乎足的过了头。
以前绝大多数文官都告诉他不能打，都告诉他快要灭国了，要尽快、尽多的给金军凑银子，不然就要“则男子杀尽，妇人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了。于是宋钦宗自己也节衣缩食，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