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迪策动的第一波“舆情”攻势，和镡成事件看上去是一点关系没有的。
还是围绕着这一期间的中心工作，疫情来的。
虽然整个荆州全境，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人口密度大的区域都实行了隔离，导致了宣传引导并不能像以往一样通过“家长里短”的方式开展，但是，隔离在家，生活物资不还得有专人负责配发吗？于是，群众们发现，那些往日里生活在自己身边的老熟人，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士，扮演了政府工作人员身边的志愿者角色。
“知道吗？此番疫情都是在扬州那边传播过来的。”
这是“知情人士”传播出来的第一个劲爆的消息。
具体来说呢，有两大传染源，一个是从北地侵入的司马氏军队，在深山老林之中数度盗掘坟墓，犯下了滔天罪孽，再加上乱捕乱食，有伤天伦，终于导致疫病开始在军中大规模流行。另一个就是在庐陵郡和豫章郡逐渐流行起来的“蝙蝠文化”以及从入侵者手中收购了大量感染疫病的牲畜所导致的，此二地在疫病爆发之后，都没有认真应对，反而是放任自流，终于通过某些途径流入荆州各地，使大家饱受“牵连”了。
舆情司根据王迪的大纲简单整理出来的内容就是这些，语言尽可能的粗鄙一些，毕竟，文化水平接近于无的临时工和受众群体，太“高雅”了听不懂啊。
之所以上来如此引导，而没有提别的事情，一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就是这个新闻，二是因为随着隔离的时间日益增长而渐渐有了抵触情绪，如果不作出一些解释和声明的话，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了，至于为什么要从消息灵通人士口中流传出来而不是简单的官方辟谣，完全是因为，制订隔离政策的就是官方，再由官方解读的话，会给人一种自说自话的嫌疑，况且，经过之前几年的积累，这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了。
而且，从这两个角度引导，也有扫盲的作用。
这段时间以来，暗卫的调查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千家万户中收藏的“五福临门”，以及餐桌上开始渐受欢迎的蝙蝠等野生动物，可以视作是源头（之一），而这些，原本就不是荆州的癖好，全都是近期从扬州那边流传进来的（从这个角度看，王迪的引导也不算是误导，是有着合理逻辑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认知中的疫灾，一般是在水、旱、虫、震等自然灾害之后发生，或因季节失调，或因战争发生，类似于猎食野味暴发大疫则没有记载（古代中国明确区分疾和疫，不具传染性的疾病被称为疾，而流行性传染病被称为疫或疠等。殷墟甲骨文已有“疟疾”“疾年”等记载），这就导致，在这些引导性言论出来之前，心中有些不爽的人们认为这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这也是古人长期以来的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礼记·月令》中就总结道：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时的曹植《说疫气》也认为认为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因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导致的，晋人葛洪好一些，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即便是唐代以后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也认为瘟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关，故有金、木、水、火、土“五疫”之称。直到宋代，才有人提出，是病气导致了疾疫，明代的吴有性则认为疫病是异气（戾气）所感，他于1642年编纂的《温疫论》指出传染途径是有空气传染，有传染接触传染）。
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就导致了，在一些基本的预防手段之外，人们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放在了纸船送瘟神等民俗驱疫鬼强化对预防的重视，为了确保粮食和饮食安全，有“迎猫”的记载（祈求猫神消灭鼠害）。
如果王迪再不采取行动的话，兴许就会有人，尤其是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或者外界敌对分子，把疫病和时令，和天象结合起来，去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
所以，第一步就是通过老百姓心中的那些“可靠人士”，将疫病爆发的原因如此解释（也不算是歪曲事实了），也算是转移矛盾了。
何况，这样解释，也不是太离谱，老子又没有完全否定时令等因素，只是，就事论事，确实和他们有关啊，东汉王充《论衡·累害篇》就指出：“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万人敬仰的张仲景也曾经指出易感染疾疫的饮食：“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疫死牛，或目赤，或黄，食之大忌。”管不住自己的嘴，就是容易出事嘛。
这样解释完，老百姓们就舒服了一点：嗯，和我们没有关系嘛，我们也是受害者哦。
人类，终究还是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
且不说这些可靠人士说的话是不是无懈可击，人家可不是红口白牙那么简单啊，伴随着这些温暖话语的，还有瓜果蔬菜这些生活必需品啊，看在这些吃的……咳咳，看在领导的关怀备至上，我们当然要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啦。
当第一步引导初见成效，群众情绪普遍稳定之后，志愿者们在第二波物资输送的同时，开始了第二个环节的动作：解读政策。
隔离手段是当下最有效的手段是大家都默认的，汉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