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是残酷的，一轮下来文官们皆是掉了一层皮。
刘道也最惨，被生生打断了两条腿。
他吃了暗亏可没地方说去。毕竟行刑的是锦衣卫，监刑的是东厂厂公，下旨的更是天子。
这种官司找谁去打？谁又敢接？
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毕竟这都是他自找的。
行刑结束后，锦衣卫校尉们抬来许多门板，把受刑的犯官全部拖到了门板上，然后两人一组抬起门板往外走。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廷杖过后受刑人是不可能走的动路的。
当然锦衣卫最多把受刑犯官抬到皇城门外。
一般情况下都有犯官的家眷、仆人来接人。别管是用马车还是轿子，总归能把人弄回去。
至于没人来接的，锦衣卫也不会再管，因为他们的职责已经完成。
马利要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奏报给指挥使，再由指挥使奏禀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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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烺接到锦衣卫指挥使赵信的奏报后轻点了点头。
这次廷杖的效果还是很显著的，至少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人再因为朱慈烺招降顺军余部的事情犯言直谏了。
犯言直谏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是耍流氓。
偏偏文官十分擅长这点。
文官真正耍起流氓来是六亲不认，且品级越高甩流氓的本事越强，手段越高端。
还好这次左顺门哭谏的文官中没有这种老流氓，不然朱慈烺还真的不好应对。
无论在什么时候国家的稳定都是最重要的。朱慈烺可以因为东林党贪污、勋贵谋反而大开杀戒，却不能因为臣子们劝谏他弃用顺军余部而挥下天子剑。
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文官集团占着理，至少以这个时代的评价标准来看确实是如此。
大明以孝治天下，天子更应该作为表率。
朱慈烺重用顺军余部在士大夫看来就是不孝，是与儒家的那一套思想相违背的。
朱慈烺当然有他的理由，本来南明现在的实力就比满清弱，要是在这个时候强行内讧，恐怕真会像原本历史那样被满清各个击破。
不过这个理由朱慈烺又不能对天下人说，不然恐怕他的称号除了圣天子以外，还要加上一项“未卜先知的白胡子老爷爷”了。
既然本身不占着“理”，自然不能把事情闹得太大。只要不出人命就是可以接受的。
朱慈烺的统治来源于封建lún_lǐ纲常的那一套东西，而不是什么君权神授，所以即便是皇帝有的时候也需要妥协。
对国家的改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朱慈烺当然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他也明白问题的根子是出在哪里。但他不可能毫无顾忌的大刀阔斧改革，尤其是在大明生死攸关的时候。
在战时一切都要为战争让步，一切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只有战胜满清，朱慈烺才有机会改革，或者说改革才有意义。
不然整个国家沦陷在满清的铁骑之下，只会迎来异族野蛮残暴的统治，还谈什么革新？
在此期间朱慈烺本人哪怕受些委屈，背些黑锅也无妨。
总之，文安之率顺军余部增援四川这件事算是定下来了。
从启用文安之的那一刻朱慈烺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保住此人。
不甩锅是朱慈烺的行事、领导风格。
同样的一件事如果换做崇祯，恐怕就不会廷杖左顺门哭谏的文官，而是会借文安之的脑袋一用了。
看看崇祯朝那些赫赫有名的官员吧，有很大一部分没能得到善终，最主要都是给崇祯背了黑锅。
崇祯可谓是甩锅第一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把自己的责任撇清，皆是群臣误朕。
这其中自然真的有杨嗣昌、陈新甲这样的废物，但也有很多忠直之臣。
崇祯一次次的折腾一次次的甩锅，把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说没有他的责任肯定是不合适的。
哪怕是木匠皇帝不死，局势也不会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领导最重要的一点是会用人。
短短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实则很难。
首先你要有识人之能，把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
其次，你要让人肯替你卖命。
崇祯朝的问题就在于混日子的人太多了。
这导致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极为畸形。
要想让下属替你卖命，领导不但要有魅力，更要有魄力，最重要的是要有担当。
前两者加在一起都没去“担当”二字重要。因为这一点直接关系到下属有没去安全感。
一个不会保护下属，遇事只知道甩锅的领导怎么可能受到拥戴？
何况这个领导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手中执掌着生杀大权。
臣子们整日上朝提心吊胆，生怕皇帝因为哪件事情把自己抛出来顶缸。
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叫臣子用心做事，为君分忧？
用心做事的可能会掉了脑袋，敷衍混日子的反而过得舒坦滋润。
明眼人都知道怎么做。
所以明末官场的畸形不能完全归咎于文官阶层，崇祯本人也是有责任的。
所以朱慈烺致力于改变这一现象。
首先他必须要让那些真正忠于他，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看到皇帝不是一个甩锅的人，是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护他们的。
譬如文安之、路振飞、袁继咸、堵胤锡，都是朱慈烺要死保的人。
朱慈烺就是要告诉他们，天塌下来有他这个皇帝顶着，砸不到他们